盖茨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权势和资本——无论是其字面本身的含义还是政治上的含义——倘若应用得当，都可以最大限度地为世界谋福利。

乍得共和国身处非洲内陆沙漠地带，其独裁政府声誉不佳，曾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腐败的政权。看起来，这个国家与比尔·盖茨(Bill Gates)格格不入。可是，今年9月他恰恰出现在乍得，并与卡扎菲训练出来的该国总统伊德里斯·代比(Idriss Deby，译注：代比曾流亡利比亚，其间在卡扎菲设置的训练营中接受了培训)将军一起露面。“他和我一起走了走，给一群孩子接种了小儿麻痹症疫苗，”盖茨回忆道，“私下里我还跟他交流了一些看法，谈及他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打理好竞选活动。”

没错，比起蹲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一家汽车旅馆，与保罗·艾伦(Paul Allen)探讨如何变革世界传输信息的方式，或是在爱达荷州太阳谷与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高谈阔论，放眼慈善事业的未来，上述经历实在是天差地别。不过，对盖茨来说，如今与恶人打交道同样重要，要实现给世界留下最丰厚遗产的目标，这类活动虽不讨人喜欢，却不可或缺。“判断成功与否的指标是拯救了多少性命，使多少孩童免于残疾，”盖茨表示，“这与销售多少份软件、赚到多少利润略有些不同，但同样是完全可以计量的，你可以设定雄心勃勃的目标，看看自己能做得怎么样。”

注意他的用词：指标、计量、目标。盖茨这个以疫苗接种为核心的行动耗资将近60亿美元，致力于抵御麻疹、乙肝、轮状病毒和艾滋病，隶属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且最注重拯救人命的慈善计划。可是，在他的遣词用句中却罕有提及个别的人。

从很多方面看来，这正是盖茨的用意所在。谈及他和妻子在印度和非洲遇到的孩子们的时候，他用语简明扼要(“梅琳达和我跟孩子们共同度过了一些时光，亲眼目睹他们饱受病痛折磨，甚至不幸夭折”)，可一旦提到背后的数字，说话方式就完全变了，语速更快、声调更高。“接种一份23美分的疫苗，”他说，“你就再也不会得麻疹了，”而此种疾病“最严重的时候，每年导致约150万人丧生，如今已降至30万人以下。”对于全球医疗保健史的里程碑，盖茨如数家珍，对于疫苗的价格，他可以精确到多少美分，可谈到疫苗领域他最景仰的大师、已故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约翰·恩德斯(John Enders)，或是新型小儿麻痹症疫苗关键发明者乔·柯恩(Joe Cohen)时，他竟然有些想不起名字来——尽管后者的疫苗正是在他的资金支持下才得以造福世人。

盖茨的新事业具有历史性重大意义：这位美国最富有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已经捐出了这么多钱，他还会是世界首富——仍年富力强(他刚满56岁)，声望如日中天，掌握海量资源，且一心一意要消灭传染病。盖茨放言，如果在今后25年内，无法实现将传染病致死人数降低80%的目标，“那我会非常失望”，因为那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做得不怎么样”。

我有幸与盖茨坐在一起，俯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耗资5亿美元的新总部，如镜的池塘和玻璃幕墙将这里装饰得光亮夺目，从中仿佛可以看到一个更光明的未来：疾疫和苦痛显著减少。历史上，像盖茨一样在商业上如此高瞻远瞩的人可谓屈指可数，试图了解他的所思所想，实在是非常锻炼思维的敏锐程度。通过跟盖茨和他的妻子梅琳达一起剖析他如何来解决这个关乎人类福祉的宏大命题，可以让你一窥此人打造起微软帝国的奥秘，以及这位精于实际操作的理工天才是如何系统性地解决抽象问题的。不过，盖茨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权势和资本——无论是其字面本身的含义还是政治上的含义——倘若应用得当，都可以最大限度地为世界谋福利。

比尔·盖茨消灭疾病的计划源于一个大胆的理念：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论是错误的。具体来说，马尔萨斯认为，食物供应增长最终带来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终将带来种种不幸，过去两个世纪来，他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可。

1993年，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前往非洲旅行，共度婚前美好时光——二人几个月后喜结连理。尽管基金会多年后才成立，但两人那时候就与对这套理论展开过一番思索。根据计划，非洲之旅主要是观察食肉动物与猎物之间的追逐——活生生的达尔文主义。“我们原本是去看那些动物，看非洲大草原，那儿太漂亮了。”梅琳达回忆道。可是，他们却讨论起了马尔萨斯的经典谜题：“瞧瞧走在那条路上的妇女，头上顶着木柴，腹中怀着孩子，背上还有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既然生活如此艰苦，为何还要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当时，盖茨还没有理由挑战200年来的教条。“我们知道如何提高农业生产力，可提高的程度有限，”他说，“就业、动乱、教育——人口密度高使得这一切问题都更难解决。”

因此，1997年盖茨与梅琳达首次涉足公共医疗保健(二人冠名的基金会成立于两年之后)时，他们的侧重点是控制生育率。盖茨赞助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的一个项目，旨在通过计算机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学习避孕知识。对比尔·盖茨来说，该项目的逻辑很清晰，容易接受：健康=资源÷人口，正如盖茨所指出的，资源是相对固定的，那么提高健康水平的出路自然是控制人口。因此，那时他还无法理解疫苗的意义：如果这些孩子注定要在拥挤不堪的国家度过余生，随时可能因为饥荒或内战而死于非命，那拯救他们的性命有有何意义?

当时，盖茨还在资助一个耗资数十亿美元的教育改革计划，从中悟出了另一个公式，以此作为相关慈善活动的基础：成功=教师÷学生，小班教学意味着教师可以为各个学生投入更多注意力，孩子们也就会更加聪明。在盖茨看来，教育与医疗保健领域没什么不一样。

不过，尽管盖茨热爱简练的解决方案，他最大的成就往往是坚持不懈和随机应变的结果。Windows出了三个版本之后才开始像样，Xbox刚推出时亏掉了几十亿美元，如果作出的假设行不通，盖茨并不惧怕挑战自我。在教育领域，他显然已经改变了努力方向：事实证明班级规模并不是决定学生教育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教师质量才是关键，因此，在花费了巨额资金之后，盖茨调整了策略。

在公共医疗保健方面的慈善事业上，盖茨顿悟得更早一些。在父亲的牵线搭桥下，盖茨曾与美国适宜卫生技术组织(PATH)的高层在奢华的西雅图哥伦比亚大厦俱乐部共进晚餐。会议一开始，大家的话题围绕计划生育展开——PATH以普及卫生技术为己任，包括向中国避孕套制造商传授技术，教后者如何在出货前检查避孕套质量，不过，随后谈及的一些数据让盖茨深感震惊。他发现，一个又一个社会的经验证明，一旦死亡率降下来——具体来说是降到每千人小于10个的水平——生育率也会随之下降，人口增长将稳定下来。盖茨回忆道：“这与人们的常识相反”。事实证明，那些养育七八个孩子的父母，大多不是因为喜欢大家庭，而是因为深知其中许多孩子都会夭折。

“如果一对夫妇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活到成年，他们自然就会开始缩小家庭规模。”梅琳达指出。

因此，盖茨的慈善捐赠再次作出了180度大转弯：不再强调控制生育率，而且投入数十亿美元，致力于挽救那些已经出生的孩童。盖茨表示：“理解了上述道理之后，我们迅速转向，大举投入疫苗领域。”

他本来也可以侧重于建设诊所、培训医生，可那些措施很难扩大规模。“疫苗是保健干预的一种神奇工具，因为它们的制造成本可以降得很低，”他说，“我们必须选择投入于哪个方面能产生最大的积极影响——然后不仅投入金钱，还要投入时间、精力和声音。”梅琳达是盖茨一切慈善事务上的亲密伙伴，她也深以为然：“同样多的钱，花在其他什么领域能够产生这么大的效果?用同样多的资源，还有什么办法能挽救更多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