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生长在一个普通家庭的唐骏自幼家境贫寒，他有个年长3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小他8岁的弟弟。一家5口人挤在江苏常州城区一个小弄堂的老屋子里，这间30多平方米的旧平房连厕所也没有。

唐骏的父亲在当地一家灯芯绒厂上班，科级干部，每月固定工资62块。母亲是印染厂普通工人，每月42块的工资。唐骏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这样的工资父母领了十多年，从来没变过。没有其他收入支撑，抚养3个男孩子并不容易，唐家的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

缺少零花钱的唐骏打小就变着法地“省钱”。唐骏坦承，他小时候经常逃公共汽车车票，“家里没钱，父母给你1毛钱看电影，如果逃3分钱的车票就能买根冰棍，当时就是这种简单的想法”。他说，除了逃车票，和伙伴们去临近的公园玩也都是翻围墙进去，从来没有买过门票，“我的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1980年，高考失利的唐骏阴差阳错考上北京邮电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此时一家人的日子依然拮据。在北京读书的4年里，唐骏没给自己买过一件衣服。“当时我跟哥哥有一个梦想，如果家里有1万美元的存款该多么幸福。”哥儿俩的想法是，1万美元存款意味着每月光利息折合下来就有200元人民币，而当时哥哥读硕士拿的津贴只有56元。

不得不说的是，哥哥唐政对唐骏日后的求学道路影响很大。唐政天资聪慧，勤勉好学，是唐家三兄弟中读书成绩最好的。1981年唐政考取清华大学半导体专业硕士，后来又继续攻读该校博士学位。从北邮到清华骑车只需半个小时，唐政在清华2号楼的宿舍也成为唐骏的半个宿舍。从大三开始，唐骏的周末基本都是在清华度过，以至于后来有人认为他也是清华毕业的。

唐政时常教导弟弟，出国留学对个人的前途发展很有帮助，一定要争取这样的机会。受到哥哥潜移默化的影响，唐骏的思想比较超前。彼时，唐政的一个同学在美国留学，在写给唐政的信件中，对方时常提起国外学习生活条件的优越，唐骏回忆说，“我确实比班上其他同学对出国意义的理解要强一点。”

1985年秋天，唐骏获得教育部全额奖学金赴日本留学的机会。留学期间，唐骏每个月可以拿到9.8万日元奖学金，当时相当于每个月有三四千元人民币，这是唐父当年工资的好几十倍。“说实在的，要说我实力有多强也不一定，在大学里我的成绩很普通，虽然考研时是第一，但北邮的两个名额没有轮到我，也许运气好，我把自己的档案转到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最后就让我出国了。”

“学历门”事件后，平时喜欢被聚光灯追逐的唐骏选择暂时远离人群，他给自己放了三个星期的假。实际上，这么多年来，除了有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他的西太平洋大学博士身份外，唐骏每次都将这个尴尬的学历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他坦承，这是虚荣心在作祟。

唐骏从小就是个爱面子的人。他13岁那年正值文革时期，因为家里要盖房子，父亲让读初一的唐骏不要去上课，而去搜集打地基用的碎砖块。于是每天清晨，在常州城畔的京杭运河边，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位瘦弱的少年在瑟瑟寒风中吃力地捡砖头。

捡砖头的地方离学校很近，“我最怕碰到同学，尤其是女同学，只要听到他们放学的声音，我肯定会躲到堤岸下面，等同学们走过了再出来，”唐骏心里明白，其实大家都知道自己在捡砖头，但要面子的他就是不愿意被同学看到。

唐骏认为自己只是普通人，“从前是，现在是，未来一定还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普通人就经常会犯错。”他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偶然，“如果30年前我就知道自己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可能就不会有今天了。人生的道路有几千条岔路，其中一条岔路正好被我碰到了，多少个百分之一的成功概率汇成了今天的成功概率。”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也许这就是唐骏在经历“学历门”困扰后，感悟到的人生最真实的，也是最有意义一面。

对话唐骏

《IT时代周刊》：去年的“学历门”事件后，一向比较高调的你沉默了很长时间，你知道外界开始质疑自己的学历是什么时候?

唐骏：其实早在2009年4月就有人在网上说我学历的事。当时上海一家媒体还来采访我，后来我觉得大家本来没当什么事，但被这样一报道反而有事了，就让他们不要刊登了。网上也有几篇文章的，但没过几天大家就不谈了。2010年7月初，有人告诉我，外界正关注你的学历。刚开始我并没有把它当回事，以为像2009年那样，一两天就过去了。

《IT时代周刊》：你也承认了自己获得的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而一些人认为，这所学校是一家可以快速获得学位的“野鸡”大学，是这样吗?

唐骏：很多人认为西太平洋大学是“野鸡”大学，但我想说明的是，此类学校确实有作假的可能性，比如你自己没写过论文，拿别人的论文冒充，可以获得博士学位;或者你的作业自己不做，让别人代写，还是可以拿到博士。“野鸡”的成分或许有，不排除一些人利用虚假的手段获取学位，但从我的个人经历来看，毕竟博士论文做了5年，不可能没有东西。

《IT时代周刊》：“学历门”事件曝光后，会有人拷问你的诚信问题，也有人提议，只要道个歉，认个错，这件事可能就过去了，你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唐骏：这件事我也许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但我心里确实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错，所以就是不想认错，这可能不符合中国人的观念。我在美国受西方观念影响，西方的教育认为，如果你没有做错，千万不要承认，有一天事实会证明，一旦认错就真的有错了，再也回不来了;如果你有错，一定要马上承认。说我在学历问题上犯了诚信方面的错误，我觉得很委屈。

《IT时代周刊》：但是你一直隐瞒着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历。

唐骏：我的错是，应该在简历上注明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如果写出来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别人无非会说西太平洋大学是所三五流大学。我不想把西太平洋大学告诉别人，但在必要的时候肯定会说出来。2004年盛大上市的时候，我在招股书上把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写上去，后面备注是名古屋大学。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在公共场合提到自己是哪所学校的博士。

《IT时代周刊》：你觉得这所函授大学的博士学位与你的前途有没有关系?

唐骏：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拿了这个博士学位。不要说还花了我3000美元，现在就是给300万我都不会要。它在事业上、在名声上都没有帮到我什么忙，反而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我进微软没有靠这个学历，回国也没有拿这个学历到处宣讲，包括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这本书里，我从来没有说过学历对我有多重要。我也从来没有炫耀过自己的学历，没有靠学历获得任何利益，更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IT时代周刊》：从整个事件来看，你是否认为自己有一点虚荣心在作祟?

唐骏：说实在的，人总有一种虚荣心，倒不是我想沾加州理工学院的光，而是觉得西太平洋大学太差，不愿意拿出来，毕竟我在国外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我从来不想去傍一个大款，但我也不想告诉你我很贫穷。我承认自己有虚荣心，但说学历作假我不承认。

《IT时代周刊》：这样跌宕起伏的经历有没有让你对人生的看法发生改变，你是怎样定位自己的?

唐骏：我知道自己并不适合做学问，包括日本教授为什么会骂我，也是这个原因。在我们那个年代，我这种人属于弱势群体，长相很普通，功课很普通。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像张亚勤、李开复，是最经典的成功人士，他们从小就聪明乖巧，而我唐骏就不是一流学校出来的人。我有一点点我行我素，你说我不好，我还是我;你说我好，我也没飘起来，没觉得自己有多伟大。

《IT时代周刊》：你之前打算拍一部叫《你行我素》的电影，讲述一个年轻人成长与奋斗的经历，现在这部电影还拍吗?

唐骏：拍，因为学历的事情耽误了很久，没有心情。这部戏的剧本我自己写的，现在需要重写很多部分，我有点想把这段经历加进去。实际上，当时导演、演员全找好了。不过，不是名导，我也跟国内一位名导谈过，但找名导等于他买一个剧本，没有意思，那就不是我自己的电影了。我要求按照我的思路来演，演得不好我还要你重演，而不是导演觉得演得对就行。但是我没有导演的专业知识，需要他们把关，我现在找的导演拿过不少奖，我跟他交流过，他也认同我的思路。